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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嗜血”的地方。坦率地讲,硅谷的生活质量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几十年来总有无数的年轻人把这里当作开拓自己事业的首选地,因为它给人机会和梦想。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对一个贵族家族式的公司也是如此。虽然摩托罗拉衰落了,但是它几十年来造福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它,我们也许要晚用几年手机,没有它和英特尔的竞争,我们的计算机也许没有今天这么快。1.公司的业务要能几句话就讲得清楚。红杉风投的投资人会给你一张名片,看你能不能在名牌背面的一点点地方写清楚。显然,一个连创始人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业务将来很难向别人推销。新葡京32450IBM就是这样,时不时地调整内部结构,将一些非核心的、长期效益不好的部门卖掉,同时扩大核心的利润高的生意。

新葡京32450美国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的国度。二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后,一些愿意以高风险换取高回报的投资人发明了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Investment,orVC),在中国又简称风投。风险投资和以往需要有抵押的贷款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风险投资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偿还。如果投资成功,风投资本家将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不成功,钱就打水漂了。对创业者来讲,使用风险投资创业即使失败,也不会背上债务。这样就使得年轻人创业成为可能。几十年来,这种投资方式总的来讲非常成功,硅谷在创造科技公司神话的同时,也创造出另一种神话——投资的神话。AT&T在很长时间内垄断美国并且(通过北电)控制加拿大的电话业务。一九八四年,根据联邦反垄断法的要求,AT&T的市话业务被分出去,根据地区划分成七个小的贝尔公司。七家小贝尔公司从事市话业务,而AT&T公司从事长途电话业务和通信设备的制造。贝尔实验室划给了AT&T,从贝尔实验室分出一部分,称为贝尔核心(BellCore),划给七家小贝尔公司。不久,贝尔核心因为七个和尚无水喝,很快就推出了历史舞台,这当然是后话了。在思科,人们经常会遇见自己“二进宫”甚者“三进宫”的同事。一个员工因为转到思科支持的小公司,从名以上讲暂时不算思科员工了,但是随着思科收购回那个小公司,这个员工再次“加入”思科了。这个员工出去转了几年,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却腰缠万贯了。

新闻集团收购休斯公司后,只留下了DirecTV卫星电视服务,而将其它一些小电子部门,包括为企业提供卫星通信服务的休斯网络系统陆陆续续地卖掉。然后将DirecTV重新上市,现在仅这一部分市值就高达三百多亿美元,而且盈利可观。而通用公司自己,经过了几次输血,仍然不死不活,现在市值只有不到六十亿美元(今年第二季度亏损了一百五十亿美元),也就是当年它子公司休斯电子一个部门DirecTV今天价值的五分之一。通用汽车失败的根源在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它一直认定自己是个汽车公司,一定就要以汽车公司为主。这好比在围棋盘上,通用汽车有一条经营了很长时间却已经没有气的大龙,和一片布局完美可扩展空间大的实空,通用汽车总是舍不得牺牲掉自己经营多年的大龙而错误地放弃前景看好的实空,最后满盘皆输。太阳和微软之争已经成为了历史。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值得科技公司总结。太阳公司首先输在人上(或者说人才体制上)。马可尼里有心打造一个跨平台的系统控制企业级的网络,但是太阳公司从上到下的执行力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马可尼里绝不是庸才,但也不是天才。在马可尼里领导下的太阳公司效率之低在硅谷公司中是有了名的。太阳公司不缺乏英才,但是它平庸而大锅饭式的管理实际上是在进行劣胜优汰。太阳公司很多人离开后都比在太阳干得出色得多,其中包括Google的CEO施密特和Juniper的共同创始人BjornLiencres以及Google早期很多资深的工程师。在太阳公司担任过副总裁的Google前副第一总裁罗森-韦恩讲,在人才竞争中最厉害的一招是从对手那里挖到好的人,而同时必须让它把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全留下来。不幸的是太阳公司自己替对手做到了这一点。太阳公司的很多人居然以加入微软为荣,这足以说明了太阳公司在管理上的问题。当大量杰出人才离开、同时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时,马可尼里没有果断地大量裁员。他总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好不容易招到这么多人(在网络泡沫时代,找工程师是很难的),如果现在裁掉冗员,万一市场好起来,我从哪里去招人。事实上,马可尼里担心的“万一”永远没有出现。虽然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太阳公司的业务有所好转,但是至今没有回到它2001财政年度(2000年7月到2001年6月)的水平(183亿美元的营业额)。而且,世界对信息科技行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马可尼里储备的那些人才(很多是硬件和系统的人才)的知识结构已经过时了。2019年全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3.89亿部 同比下降6.2%新葡京32450和惠普、太阳、雅虎、谷歌等公司一样,思科是一个标准的斯坦福公司。斯坦福各个系都有自己联网的计算中心,网络之间通过一种叫路由器的设备连接。八十年代初,斯坦福两个不同系的计算中心主管里奥纳多-波萨克(LeonardBosack)和桑迪-勒纳(SandyLerner)好上了。上面是事实,下面则是广泛流传的谣言。两个人要在计算机上互相写情书,由于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两人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于是思科赖以生存的“多协议路由器”便诞生了。

其次,信息产品的生态链各环节之间的耦合性非常强。一个个人计算机用户一旦使用Windows,在上面安装了各种软件。即使一个竞争对手推出了十倍好用的操作系统,他也很难转而采用新的操作系统。同理,一个大公司或者政府部门,一旦选择了微软的操作系统,就很难放弃。当一个操作系统开始在市场上领先竞争对手,在整个生态链中它的下家就越来越多,在其操作系统上可用的软件就越来越多,使得其他孤军奋战的竞争者很难赢。这样主导的科技公司就很快占领了全球市场。在传统工业的生态链中,这种耦合关系非常弱。一个汽车公司这一次选择了米其林(Michelin)的轮胎,下次完全可以选择火石(Firestone)的。而对于客户也是一样,某运输公司这次买了一批福特的汽车,下次如果通用的好,它可以马上换成通用的。反摩尔定理同时使得新兴的小公司有可能在发展新技术方面和大公司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小公司办得成功,可以像Amati那样被大公司并购(这对创始人、投资者以及所有的员工都是件好事)。甚至它们也有可能取代原有大公司在各自领域中的地位。例如,在通信芯片设计上,广通(BroadCom)和Marvell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朗讯的半导体部门,甚至是英特尔公司在相应领域的业务。在数字信号处理器上,摩托罗拉最终没有竞争过老对手德州仪器。如果说中央处理器(CPU)是计算机的大脑,数字信号处理器则是我们今天手机、数字电视等产品的大脑。它在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我们在前面提到,惠普衰退有两个原因,一是前任领导的能力问题,二是它身处的电器行业受亚洲制造的冲击。现在,惠普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赫德显然是一位称职的领导,在他的领导下,惠普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利润率几乎翻了一番,公司的股票也涨了一倍。惠普又重新走上了稳步发展的正轨。但是,现在的惠普已经从一家科技公司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公司之一。它在计算机服务领域的增长远没有它在制造业增长快。但是,另一个结症显然不是谁能解决的。计算机制造业受反摩尔定理的制约,同时受到亚洲,这里主要是日本公司的冲击,日子不会很好过。对于投资者来讲,这也许并不是件好事。因为现在计算机和电器制造业的利润不仅低而且极不稳

硅谷对外面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地方。我在写这一章以前问过很多没有到过硅谷的人,“你觉得硅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大部分人觉得,硅谷是科技之都、创新的地方、发财的地方,国际多元化的社区,气候最好的地方(注:硅谷地区确实四季如春)等等,也有个别人讲,硅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些看法都正确,而且在很多书里和媒体中一直是这样介绍硅谷的,因此我们不必在此赘述了。这里,我只想介绍一下硅谷的另一面,使读者对这个神奇的地方有个全面的了解。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摩托罗拉并没有败在技术和资金上,八十年代以前,摩托罗拉在资金、技术各方面都明显强于英特尔。在很长时间里,它的处理器从性能上讲要优于英特尔的同类产品。摩托罗拉之败,首先是外界微软的因素,即英特尔有了微软这个没有签约的同盟军。但是,摩托罗拉自己在商业、管理和市场诸方面也有很多失误。如果摩托罗拉自己经营得当,它今天应该能通过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守住工作站和苹果的市场。当然世界之大必然能够出现一些成功改良自己基因,并成功转型的公司。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介绍诺基亚如何从一个木工厂变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通用电气如何从一个电子公司变成一个以银行业为主的跨行业的商业巨子,以及3M公司如何成为一个综合领域的常青树。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Google副总裁回答,她觉得Google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再次,不同用户对传统商品比如汽车的品味不同,对性能的要求也不同,使得它很难做到赢者通吃。一百年前,亨利福特试图用一种汽车(T型车)统一市场,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即使是日用品,有人喜欢强生(Johnson&Johnson)的,有人喜欢保洁(P&G)的,因为它们不太可比。对于科技产品,虽然不同公司的同类产品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区别不足以左右主流用户的选择。对于主流的用户来讲,科技产品的性能指标是硬性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此基本的功能、合理的价钱和良好的服务是他们选择一种科技产品的原则。没有人在意思科的路由器和华为的路由器哪个外观更好看,也没有多少人清楚微软的制表软件和莲花公司的有多大区别。这使得科技公司很容易做到强者愈强,直到赢者通吃。新葡京32450风险投资基金一般是由风险投资公司出面,邀集包括自己在内的不超过499位投资者(和投资法人),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Company,LLC)。为了避税,在美国融资的基金一般注册在特拉华州,在世界上其它地区融资的基金注册在开曼群岛(CaymanIslands)或者是巴哈马(Bahamas)等无企业税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读者创业时遇到一个注册在加州或纽约的美国基金,那一定是遇到骗子了)。为什么不能超过499人呢?因为根据美国法律规定,一旦一个公司的股东超过五百人,就必须像上市公司那样公布自己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而风险投资公司不希望外界了解自己投资的去处和资金的运作,以及在所投资公司所占的股份等细节,一般选择不公开财务和经营情况,因此股东不能超过五百人。每一轮基金融资开始时,风投公司要到特拉华等地注册相应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注册文件中必须说好最高的融资金额、投资的去处和目的。风险投资公司会定一个最低投资额,作为每个投资人参与这一期投资的条件。比如红杉风投一期融资常常超过十亿美元,它会要求每个投资人至少投入两百万美元。显然,这只有机构和非常富有的个人才能拿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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